中国每年有54万多个“高以翔”，抢救心脏骤停，中外差距有多大？！
在中国何时能实现？
人人学会CPR（心肺复苏）、处处安装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是急救医生贾大成最大的心愿。
随着台湾明星高以翔的猝死，提升中国公共急救能力和水平再次成为热点。
在2016年的一份两会提案中，葛均波院士表示，
死于心脏猝死的人数远远高于其他事故死亡人数，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国民生命的一大杀手。
2006年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研究结果提示，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SCD）的人数约54.14万，相当于每分钟就有1个人死于SCD。其中90％发生在医院外，发病后10分钟内得不到有效抢救就会死亡，抢救成功率不到1％。
中国院外急救，令人着急
近年来心源性猝死的名单上，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纷纷上榜。
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上海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演艺圈的陈逸飞、谢晋、马季、古月、吴征等。
近半年来，医生猝死事件也频频发生： 江金健、陈虎、肖育众、王辉、张恒伟……
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为4分钟，心肺复苏联合AED，可显著提高抢救成功率。由于目前我国120救护车城区平均到达时间超过10分钟， “第一目击者”往往决定着猝死者的生死。
而我国心源性猝死者抢救成功率之所以不到1%，而发达国家可达47.5%，这其中巨大的差距，也是我国心肺复苏普及率和AED覆盖率的巨大差距。
心肺复苏普及率仅1%？
2018年两会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敖虎山的建议之一，就是提高心肺复苏术普及率。
人民日报后来全文刊登了他的建议，敖虎山在建议中指出，导致我国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巨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公众心肺复苏知识普及率低。
“目前，我国心肺复苏技术普及率仅在1%左右，大部分人要么只是有所耳闻，知之甚少；要么不知道如何学、去哪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心肺复苏的知识和技能也不过关。”
医护人员心肺复苏知识和技能不过关的案例，多次被媒体报道，但多被当作正能量宣传，然后被专业急救人士挑错。知名急救医生贾大成的微博中就多次指出对活人做心肺复苏的案例，其中不乏医护人员。
2018年，绍兴国际马拉松现场，一位跑者倒地后被医生施行心肺复苏，随后被当成正能量新闻被广为报道。贾大成看到这则新闻后就毫不客气的指出：这个视频明明是在给大活人做心肺复苏，为什么一些人视而不见？
这个视频传到台湾后，遭到了台湾医生的嘲笑：你们浙江绍兴的急诊科医生水平这么差吗？
今年4月14日北京半程马拉松上发生的一幕抢救，被贾大成医生再次指出是在给大活人做心肺复苏。并科普了如果给活人做心肺复苏，可能会造成以下后果：
极不舒适。
造成肋骨、胸骨骨折、气胸、血胸。
扰乱心跳的节奏，造成血流动改变。
真正的心脏骤停。
贾大成曾在微博上无奈写道：以前有人倒地无人管，近二、三年有人倒地马上有人不由分说就做心肺复苏（还有不少骑跨式按压），而且个个都复苏成功，也不用去医院，自己直接回家。
贾大成医生这种无奈背后，正是中国心肺复苏术普及率极低的现状。《2018中国心肺复苏培训专家共识》中写道：与国外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我国CPR成功率极低，主要原因是对CPR科学和技能培训欠缺，CPR知识公众普及不足，缺乏第一目击者对CA患者及时救治以及专业人员缺乏科学、系统的CPR知识和技能。
共识中还写道：目前国内还没有独立、完整、科学并且能与中国国情和实际紧密结合的CPR教育培训体系，缺乏先进且具有公信力的CPR专业培训和公众科学普及的科学资源库，更为能建立有效的专业以及大众CPR科学与技能的认证和复训体制，限制了我国CPR科学与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近年来，除了在全国各地不知疲倦的做急救培训外，贾大成还一直呼吁，警察、消防员、保安、乘务员、地铁工作人员、健身教练、教师等职业，都应该根据人员数量，按比例强制性学会一些基本的急救技能。
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是，随着近些年来猝死事件的高发和心肺复苏的科普，心肺复苏急救训练开始走进校园。
今年初，广州市人大代表林纯提了一个建议：《关于将心肺复苏急救技术作为一门必修课普及到广州市中学技校大学》。
建议中列举了多个发生在校园中的猝死案例，并指出心肺复苏延迟1分钟，救活率下降7%-10%。因此建议将CPR培训纳入广州市初，高级中学，中技学校和高校课程及综合素质考核范围，定期组织学生学习、实践、演习。上级主管部门还要定时监管与抽查这一工作的落实情况，通过检测或举行比赛活动来督促学生必须掌握。
“建议”最后写道：“这是达到全民普及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技术的唯一途径，希望教育部门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项社会发展的战略来部署。教育工作者要教会孩子学会珍惜生命，掌握这一简单的求生本领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AED难题如何破解
发生心脏骤停后，及时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如果有AED同时使用，将会大大提高救活率。
与心肺复苏术的普及一样，在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高的国家，AED的覆盖也非常广。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公共实施除颤（PAD）”计划，英、德、法、日等国政府也大力予以支持。
2014年的资料显示：全美AED社会保有量已从最初的数万台增加到100多万台，凡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场所全部设置了AED，全国受训人员接近1亿人次；日本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普及公共除颤，全国AED社会保有量已从最初的9730台增加到63.6万多台，政府机构、学校、社会公共场所、各办公楼宇、工厂的公共除颤普及率已达100％，全国受训人员高达6千多万。
葛均波院士在2016年两会上就提议，AED推广亟需立法，结合“十三五”规划全面制定《十三五中国AED推广计划》，定义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AED覆盖要求。
为此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从经济的角度，依据日本2010年的相关数据推算，如果我国公共除颤普及程度能够达到日本同期水准，可每年为国家节省大约600多亿元的因工死亡赔偿金，而全国300万台AED的投资额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但我国的AED配置极不理想，周琼（ZOLL大中华区市场经理）有着多年AED产品中国市场推广经验，虽然她认为国内的AED安装现在比前些年已经好多了。但今年初，央视新闻做的一期关于AED的节目中给出的数据是：13年来，我国各地在公共场所安装的自动体外除颤器总数达到2800台左右。
央视记者在北京上海两地调查发现，尽管AED数量正在逐步增加，但仍显严重不足。资料显示，公共场所每十万人口拥有的AED数量，日本接近394台，美国317台，而中国大陆只有0.2台。
在AED配置、管理方面，深圳走在了我国前列。201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公众电除颤计划”，计划由政府财政出资购置5000台AED，于“十三五”期间完成5000台AED的采购与安装，5～10年内实现每10万服务人口配备100台AED的目标。该项目已经纳入深圳市政府民生重点工程，从立法和政策等层面给予全方位保障。
前飞利浦中国心电监护业务负责人吴俊告诉“医学界”：“AED普及很重要，现在国内很多公共场所还都没有，AED应该与CPR同步普及，这两点都需要政府立法推动，让人会救、敢救。”
好消息是，2017年10月1日，中国的“好人法”以民法总则第184条形式颁布实施：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贾大成医生外出都会随声携带AED，除了遇到急救情况方便使用，更重要的是期待唤起全社会的急救意识，呼吁公共场合配置AED。
近日，面对网民关于“加快在公共场所配备AED”的留言时，国家卫健委也做出了回应。
“我国在推进公众使用AED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推动健康中国行动落实，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加大AED配置投入，开展AED和心肺复苏的普及性培训，科学规范指导AED布设使用，积极推动AED普及，营造公众参与急救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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